2026年3月28日，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副教授黃貞祥撰文指出，針對柯文哲一審遭重判後，黃國昌與民眾黨迅速將事件定調為「政治迫害」，並關閉黨內檢討大門、動員支持者抗司法，這不僅是一場政治危機，更深層次地揭露了民眾黨的「制度失語症」。黃貞祥認為，這並非單純的政治求生本能，而是長期累積的價值偏移在關鍵時刻的全面浮現。
領袖核心下的制度迷思：當個人超越規範
民眾黨自創立以來，便帶有極其強烈的個人色彩。黃貞祥分析，柯文哲在黨內不僅是領袖，更像是整個政治敘事的核心引擎。這種以個人為中心的運作模式，在順境時固然能高效凝聚支持、迅速形成話題，卻也埋下了結構性風險：一旦領袖本身遭遇制度挑戰，整個組織便極易陷入認知混亂。
有趣的是，這就像一個人開車時，會覺得紅綠燈井然有序，一旦被開罰單，立刻會覺得整個系統充滿陷阱。黃貞祥指出，規則本身並未改變，改變的是當事人看待規則的位置。當個人習慣將自己置於中心，制度自然退居背景；當制度突然站到前景，衝突便在所難免，因為在心理上，原本應高於個人的制度，早已被降格為服務個人的工具。
「政治迫害」敘事的心理防禦與動員
面對不如預期的司法判決，民眾黨選擇將其定調為「政治迫害」，並進一步動員支持者。黃貞祥觀察到，這種「順我者昌，逆我者疑」的運作邏輯，使得制度在逆境時從舞台變成了敵人。當判決結果不利時，最直接的心理反應不是檢視自身，而是懷疑整個裁判機制，將法院視為對手，司法視為戰場。
清華大學生科系副教授黃貞祥直言：「政治最怕的，不是犯錯，而是連錯在哪裡都不願面對。當鏡子出現裂痕時，他們選擇質疑光線，而不是檢視自己。」
黃貞祥進一步闡釋，這背後隱藏著深層的心理機制：自我敘事的崩塌與重建。柯文哲長期塑造的「超越藍綠、理性務實、清廉自持」形象，是支持者認同的基石。當此基石受司法判決動搖時，衝擊的不只是個人聲譽，更是整個支持結構的心理安全感。在這種劇烈衝擊下，人們往往本能地選擇將問題外推，將「我可能犯錯」轉化為「我遭到迫害」，「法律問題」演變為「政治陰謀」，藉此保護個人形象並鞏固支持者的情緒連結。
黃國昌的角色轉變與集體心理的回音室效應
在這場事件中，黃國昌的角色尤其耐人尋味。他過去以揭弊與法治形象著稱，是許多人心中的權力監督者。然而，在此次事件中，他選擇站在政黨防線最前端，替「政治迫害」論述背書。黃貞祥認為，這種轉變是一種認知平衡的過程：當個人過去深信的價值與當下的政治位置產生衝突時，為了維持內心一致感，便會重新解釋世界，轉而質疑制度被扭曲的可能性及司法背後的動機。
民眾黨整體的反應，更像是一場集體心理運動。當群體中瀰漫著憤怒與不甘，當「司法已死」、「政治打壓」等聲音此起彼落時，領導層很難逆風而行。任何試圖冷靜面對制度的聲音，都可能被解讀為動搖立場、背叛團體。於是，最能激發情緒的選擇，往往取代了最理性的選擇。這種情緒與權力互相強化的循環，讓組織逐漸陷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回音室效應，隔絕了外界的制度標準，卻不斷推高內部的情緒標準。
因此，在此次重大判決後，民眾黨幾乎沒有出現「先尊重司法，再依法上訴，同時檢討內部責任」的聲音。這是因為在當下的心理結構中，這樣的表述不僅不具吸引力，甚至可能被視為削弱團結。將事件政治化、情緒化，反而更能穩固支持基盤。
展望與影響：制度信任的侵蝕與長遠代價
然而，這種選擇的代價往往在短期內難以察覺，長期卻會逐漸浮現。黃貞祥警示，當一個政黨習慣於在不利時否定制度，在有利時擁抱制度，久而久之，社會對制度的信任將會被嚴重侵蝕。當每個人都開始用立場來判斷司法，而非用程序來理解結果時，整個公共空間將變得愈來愈碎裂。
說到底，制度的存在本是為了在個人意志之外，提供一個共同遵循的邊界。它不會永遠讓人滿意，甚至常常令人感到不舒服，但正因如此，它才有其不可取代的價值。黃貞祥總結，如果一個人只在制度對自己有利時才願意尊重，那麼他尊重的從來不是制度本身，而僅僅是結果。民眾黨此次的應對，或許能暫時穩住局面，卻恐難長久，因為制度與現實終將回歸，屆時是否還有回頭的餘地，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