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當代重量級社會學家與哲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於 2026 年 3 月 14 日辭世，享耆壽 96 歲。這位被譽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旗手的思想巨擘，一生透過不懈的學術論戰與理論建構，深刻影響了社會學、哲學及政治學界，尤其在溝通行動理論、公共領域概念及民主理論方面，為現代社會的「病態發展」提供了獨到的「藥方」。
學術論戰奠定思想基石
哈伯瑪斯的學術生涯，始終伴隨著對話與辯論，正如他那句「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的寫照。早在 1964 年海德堡的德國社會學年會上，他就代表法蘭克福學派，為阿多諾辯護，與以波普為主的批判理性主義學派展開了關於社會科學是否應採取「價值中立」方法邏輯的激辯。這場以《馬克斯．韋伯與當代社會學》為主題的年會，意外地讓韋伯所提倡的「價值自由」（Wertfreiheit）成為焦點，並被後世稱為「實證主義論戰」，此役不僅確立了哈伯瑪斯在學術界的地位，也預示了他未來持續論戰的風格。
此外，哈伯瑪斯與德國「系統理論」領袖盧曼長達數十年的「社會理論論戰」，更是戰後知識界的重要篇章。兩人對於社會本質、基本概念（溝通、意義、行動）的定義、研究方法典範（功能分析、價值批判、規範重建）乃至社會演化解釋，皆採取南轅北轍的觀點。儘管立場相異，他們都致力於建構宏觀的巨型社會學理論，這些知識貢獻對後世影響深遠，展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論建構路徑。
溝通行動理論與公共領域的重塑
哈伯瑪斯在投入社會科學邏輯論戰的同時，也與盧曼展開理論辯論，這促使他逐步修正原先帶有強烈意識形態批判色彩的方法論立場。他不斷納入「普遍語用學」觀點，並將其與「商談／對話倫理學」相結合，最終於 1981 年出版了兩大冊的《溝通行動理論》。這部巨著重新樹立了帶有規範性意涵的「程序正義」論述，其核心主張在於，所有「公共領域」的參與者，都應在「理想言說情境」下，遵循「真理性、真誠性、正當性與可理解性」等有效性宣稱，透過平等、不被扭曲的溝通來形成共識，以此矯正現代資本主義的「病態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公共領域」這個概念的歷史流變。哈伯瑪斯在 1961 年以《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公共論域的結構轉變）完成大學任教資格論文，並於 1962 年出版。德文Öffentlichkeit若直譯為英文，其實是 public opinion（輿論），並不帶有「領域」或「空間」的涵義。然而，英譯者在 1989 年將書名譯為《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這本譯著的出版恰逢蘇聯東歐劇變的時代氛圍，使得「公共領域」一躍成為當代民主理論的核心概念，並與北歐國家發展出的「審議民主」概念相結合，為他 1992 年出版的《Faktizität und Geltung》（事實與效力）中提出的「雙軌民主」奠定了基礎。
雙軌民主的建構與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
哈伯瑪斯精心建構的「雙軌民主」理論，將民主運作分為兩個軌道。第一軌是由非制度化的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構成，包括媒體、街頭抗爭與民間組織等開放溝通空間，旨在發現問題、聚焦議題並形成「公共輿論」。第二軌則是制度化的審議與決策程序，如國會、司法機構、行政機關等正式政治系統，負責將第一軌形成的輿論，經由合法程序轉化為具約束力的法律與政策。他認為，健康的民主必須確保公民意見能有效傳導並影響決策，這象徵著一種「程序性法權哲學的新典範」。
周明泉曾指出，哈伯瑪斯欲使政治自主性、道德規範的正當性與自由社會的現代性得以在全球化轉型趨勢中同時被展現出來。
有趣的是，哈伯瑪斯在發現自己的舊作引發新風潮後，回頭檢視並修正了原本可能「低估」現代「公民社會」的論點。在 1990 年再版《公共論域的結構轉變》的序言中，他正式將黑格爾到馬克思慣用的「資產階級社會」（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全面改為「公民社會」（Zivilgesellschaft）。此一轉向不僅重新詮釋了蘇格蘭啟蒙運動的 Civil Society 概念，也顯示他對政治社會環境變遷的敏銳洞察力，甚至不惜改變原有立場。
哈伯瑪斯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地位，在 1986 年他主動發起的「歷史學家論戰」中益形穩固。他大力批判部分德國學者試圖重新詮釋納粹歷史的企圖，認為此舉背後的政治意圖是讓德國擺脫納粹歷史的道德負擔，朝向「歷史正常化」，這將危及民主的道德基礎。他的觀點透過主流媒體廣為傳播，代表了社會良心，使其成為戰後德國民主文化的重要象徵。法國《世界報》更將他置於歐洲思想史脈絡，認為其思想象徵著一種跨越民族國家的「歐洲公共理性」傳統。
展望與影響：溝通理性的挑戰與「疑慮中的希望」
儘管哈伯瑪斯以九十幾歲高齡仍積極參與公共輿論，其精神令人敬佩，但他也面臨當今世界的嚴峻挑戰。近年來，他針對俄烏戰爭和以色列發動的加薩地區戰爭發表評論，其態度相較於「歷史學家論戰」中的堅定，顯得猶豫不決。他始終強調「避免戰爭升級」並應與俄羅斯總統普丁進行溝通，對待巴勒斯坦人道危機時也缺少道德譴責，這引來不少批評，甚至有評論嘲諷他抱持「西歐中心主義」。
在韋伯所形容的「價值多神論」（Wertpolytheismus）時代，哈伯瑪斯醉心的「溝通理性」似乎陷入了難以施展的窘境。對於齊澤克等「後殖民批判」學者而言，地緣政治的現實完全瓦解了「公共領域」的前提條件，在全球衝突與政治極端化中，所謂的規範共識空間難以成立。當普遍主義之上的國際法在強權面前形同虛設，人類若不樂見「強權即真理」的叢林法則成為唯一支配力量，那麼哈伯瑪斯終其一生所展現的，正如一份另類報紙對他的蓋棺論定見解——一種「疑慮中的希望」，這份希望或許正是他留給後世最寶貴的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