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當局於星期一（3月23日）公布並即時生效《香港國安法》第43條修訂實施細則，其中最受關注的條文，賦予警方可要求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指明人士」提供電子設備解鎖密碼，引發社會對個人隱私與執法權力界線的廣泛憂慮。
國安法細則擴大執法權：電子設備「強制解鎖」與物品充公
根據香港政府最新公布的《香港國安法》實施細則，執法部門的權力範疇顯著擴大。新條文明確指出，警務人員有權要求任何涉嫌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指明人士」，提供其電子設備（如手機、電腦）的密碼或其他解密方法。若拒絕配合，或提供虛假、具誤導性的資料，將構成犯罪，最高可處罰款新臺幣約40萬元（港幣10萬元）及監禁1年，提供虛假資料者甚至可能面臨新臺幣約200萬元（港幣50萬元）罰款及3年監禁。
此處的「指明人士」定義廣泛，不僅包含被合理懷疑涉案者，更擴及擁有、管有、獲授權接達、曾使用該設備，或知悉相關密碼與解密方法的任何人士。此外，修訂亦賦予香港海關更多執法權力，允許其在關口等「指明地方」檢取具煽動意圖的物品，即使無人被捕，只要有合理懷疑即可執行。同時，在保安局局長批准下，警務處處長可要求發布者、平台服務商、主機服務商或網絡服務商，移除或禁制危害國家安全的電子訊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修訂由行政長官李家超及「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定，無需經過立法會審議。
官方釋疑與公民隱私權爭議
對於外界對隱私權侵犯的擔憂，香港政府強調，此次修訂符合《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中尊重與保障人權的規定，且不會影響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與合法權益。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立法會上嚴正駁斥「警方可隨意在街上要求市民解鎖電話」的說法，稱其「是錯的、是嚇人、誤導人」，並強調警方必須基於國家安全理由，向法庭申請手令，經批准後方能搜查相關電子設備。
然而，香港署理律政司司長張國鈞補充說明，在極端及例外情況下，例如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即將發生，且沒有合理時間申請手令時，執法人員仍可無手令行使相關權力。法律學者黎恩灝指出，條文訂明無需裁判官手令的情況，可能導致權力濫用，進而侵犯市民隱私權。他更憂心，即使有法庭手令，在國安法體制下，指定法官的獨立司法把關與監督作用恐受限制，且「指明人士」的廣泛定義，可能讓與調查無關的家庭成員或公司同事也被牽連，被迫提供資料。
人權資訊中心發出聲明，批評此修訂變相強迫被調查人自證其罪，嚴重侵犯隱私權與程序公正，因「指明人士」不得以「免使自己入罪」為由拒絕配合。法律評論員黃啟暘亦提到，相較於2014年「岑永根案」的裁決（警方無權強迫被捕人士交出手機密碼），《香港國安法》實施細則的法律框架與一般刑事罪行調查不同，且香港廉政公署、證監會等機構過去也有要求提供解鎖密碼的案例，顯示警方此次權力擴大，旨在與其他執法機構看齊。
國際借鑒與香港細則的權力門檻差異
香港政府表示，要求提供電子設備解密方法並非香港獨有，並列舉了包括英國、澳洲、紐西蘭、愛爾蘭及新加坡在內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執法人員亦有類似權力。例如，英國《2000年調查權力規管法》規定，在國家安全等合理理由下，可要求披露受加密保護資訊；澳洲《1914年犯罪法》則授權警方在獲得裁判官批准後，可要求協助解鎖電子設備。
儘管如此，法律評論員黃啟暘分析，香港此次實施細則在警務人員行使權力方面，相較於英國等國家可能更為寬鬆。他解釋，在英國法例下，執法人員若要索取受查者密碼，通常需在搜查令之外，額外向法庭申請密碼手令，經過獨立司法審查，且索取密碼的程序與門檻較高，要求權力行使須具備「相稱性」。黃啟暘質疑，香港細則在取得搜查令後，執法人員即可直接行使此權力，缺乏額外的司法授權與審查，恐導致權力行使的門檻較低，對個人隱私的保障可能不如其他參考國家。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則認為，這項修訂並非加強警方權力，而是將警方的搜查權力「適應現時的情況」，明確涵蓋電子設備，以因應現代科技發展的需要。
展望與影響
《香港國安法》新修訂細則的實施，無疑在國家安全與個人隱私之間劃下新的界線。儘管港府強調其合法性與國際慣例，但法律學者與人權組織的擔憂不容忽視，特別是「指明人士」的廣泛定義、無手令搜查的例外情況，以及司法把關機制的獨立性問題。這項變革不僅重塑香港的法律執行環境，更將對市民的數據隱私、言論自由乃至日常生活產生深遠影響，考驗著香港如何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同時，確保公民權益不被過度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