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校園「濫訴」迷思，建立外部調查機制刻不容緩

近日，新北市立三民高中再次成為校園爭議的焦點。一系列事件，包括林姓教練毆打學生案、必選生物暨詹姓生物老師案、楊姓數學老師案，揭示了校園調查權被「武器化」的嚴重問題。這些事件不僅暴露了校園內調查機制的黑箱運作，更凸顯了建立外部化與專業化調查機制的必要性。

濫訴是轉移焦點的假議題

「濫訴」成為轉移焦點的煙霧彈，這已是公開的秘密。筆者長年在教學現場觀察發現，投訴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投訴背後的「共犯結構」。諸多冤案背後若沒有共犯結構的操縱，大多不會有事。然而，一旦牽涉到司法或準司法案件，校園內部的調查往往淪為尋找符合校方利益的結論，而非追求真相。

放眼全國，軍、警、公務人員及金融服務業都需要直接面對社會大眾的監督與投訴，何獨教育界對外部監督如此敏感？真正的危機不在於投訴本身，而在於調查機制的嚴重變質。

現行制度下，校園調查權已淪為校方行政或派系的「武器」。基層教師的專業在於教學與輔導，法治常識普遍不足；而教育行政人員濫權瀆職、外行領導內行的情況時有所聞。校園內缺乏法治觀念、習慣拉幫結派的封閉生態，根本無法勝任涉及司法或準司法案件的調查。

校內調查往往不是為了追求真相，而是為了尋找符合校方利益的結論。許多老師在遭遇不公時，寄望於體制內的申訴管道，結果往往是心寒的失望。以三民高中過去的事件為例，校方長期吃案，甚至連監察院的調查也敢用敷衍、掩蓋的方式應對。

從產業面來看，建立外部化與專業化調查機制是終結黑箱護航的唯一途徑。只有將調查權交由獨立於校園權力結構之外的外部機構，才能確保調查的公正性，還給基層教師一個公平、公正的工作環境。

現行制度下，部分教師工會與校方行政之間形成了互利共生的保護傘生態。一旦真相見光，一般教師就會看清校內調查的本質，進而強烈訴求落實調查權的外部化與專業化。這對既得利益者來說，無異於宣告體系的死刑。

調查權一旦走向外部化和專業化，校方行政將失去讓基層老師乖乖聽話的威權武器；部分教師工會也將面臨會員流失、收不到會費的生存危機。因此，他們必須聯手將矛盾導向外部投訴，用「濫訴」來轉移焦點，讓基層永遠活在恐慌中。

回顧近年來無數不公義的對待，例如李姵萱老師（北市內湖高工）、周濤老師（新北自強國中）以及林姸黎老師（新北三民高中）所遭遇的困境，再多的陳情案件如果只是在封閉的體系內繞圈子，都只是徒勞無功。問題不在於單一教師，而是制度設計是否足以防止權力失衡。

當個案不斷重複發生，就值得思考是否存在共同的結構性原因。唯有建立縝密的調查權外部化與專業化制度，才能終結黑箱與吃案，還給基層教師一個公平、公正、有尊嚴的法治工作環境。

面對校園調查權被「武器化」的現狀，我們不能坐視不管。每一位關心教育的公民，都有責任推動建立外部化與專業化調查機制。透過社會監督和政策倡議，讓校園調查回歸公正，教育回歸專業。

本文改寫整理自公開新聞來源，原始報導由Yahoo奇摩新聞發布。

「濫訴」是指家長或社會各界對校園事件的大量投訴，這些投訴被認為是轉移焦點的手段，而非真實的問題反映。

建立外部化調查機制可以避免校園調查權被校方行政或派系「武器化」，確保調查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現行校園調查機制存在黑箱運作、調查權被武器化、缺乏法治觀念等問題，導致調查結果往往不符合事實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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