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能源危機再襲:台灣50年轉型路,從石油巨變到AI時代的韌性考驗

在國際地緣政治動盪下,台灣作為高度依賴能源進口的海島國家,再次面臨嚴峻的「能源危機」考驗。從19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重塑產業結構,到如今AI時代對電力的高度需求,台灣能源轉型的50年歷程,不僅累積了豐富的應變經驗,更揭示了其經濟韌性的關鍵所在。究竟,台灣是如何在變動的全球能源版圖中,一次次穩住經濟命脈,並持續推進其產業升級?

現象觀察:國際地緣政治下的能源波動

首先,當前的國際局勢,特別是美國與以色列於2026年2月28日對伊朗開戰,迅速在全球引爆新一輪能源危機。這場戰火不僅導致國際油價應聲飆漲,天然氣供應也可能隨時中斷,為全球經濟投下巨大變數。台灣作為能源高度仰賴進口的國家,自然首當其衝,其脆弱性不言而喻。戰事爆發之初,行政院立即召集了經濟部、外交部、財政部、金管會等跨部會會議,緊急商討應變機制,經濟部與中油也迅速啟動天然氣貨源調度,確保發電與供氣穩定。台電則依既定排程運轉機組,並準備好水力調度與需求面管理等措施,以維電力供應穩定。

美國能源情報署(EIA)估計,2025年每日約有2,000萬桶原油及相關產品通過荷莫茲海峽,年度能源貿易額將近6,000億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彭博(Bloomberg News)於3月23日報導,布倫特原油(Brent Crude)價格在伊朗戰爭爆發後的三週內已上漲55%,並於3月20日收在每桶112.19美元,創下俄羅斯2022年入侵烏克蘭以來最高水準,這清楚地顯示了中東局勢對全球能源市場的巨大衝擊力。

原因剖析:從石油依賴到多元化佈局的歷史脈絡

其次,回顧台灣的能源轉型之路,19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是關鍵的歷史轉折點。第一次石油危機源於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阿拉伯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APEC)宣布調高油價並減產,對美國與西歐實施石油禁運。當時台灣經濟高度依賴石油進口,1974年通膨率飆升至47.4%,經濟成長率驟降至2.7%,出現「停滯性通膨」現象。隨後,1978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引發第二次石油危機,再次重創全球經濟。

這些危機促使政府深刻反思能源結構。根據台電資料顯示,1960年代台灣電力來源已由水力轉向火力發電,但燃料仰賴進口且中東局勢不穩,為確保能源穩定供應並支撐經濟發展,經濟部前部長孫運璿於1970年左右決定興建核能發電廠。核一廠於1970年核准興建,並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後,被列入「十大建設」,顯示政府對基礎能源建設的重視。行政院在相關史料中明確指出,這些「劃時代的建設」不僅讓台灣成功對抗石油危機,更為國家經濟與工業升級奠定了厚實基礎。

影響評估:新舊能源危機下的台灣經濟韌性

再者,時隔50餘年,面對當前的美伊戰爭,台灣的產業結構已大幅翻轉,從1970年代的重工業轉向以高科技、電子業為主。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邱俊榮分析,過去台灣生產活動高度依賴石油,發電也仰賴燃油火力,因此衝擊嚴重;但「現在情況比以前好多了」,因為台灣產業「依賴的是電,而不是油」。同時,政府積極發展能源多元化,除了燃煤,還有各式供電來源可調度,有助於減緩衝擊。

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邱俊榮說明:「相較1970年代,台灣產業結構大幅翻轉,走向高科技、電子業為主,依賴的是電,而不是油。」

為應對中東緊張局勢,總統賴清德定調以「量足」、「價穩」為目標,全力確保能源供應安全與物價穩定。政府目前透過多項供給面措施緩解油價壓力,包含持續落實「亞鄰最低價」調整上限與「油價平穩措施」的雙緩漲機制,並搭配專案緩漲機制吸收至少60%售價漲幅。此外,關鍵原物料稅負減徵措施延長至今年9月底,並擴大汽柴油貨物稅減徵幅度至50%,皆有助於減輕國內通膨壓力。截至3月22日,中油已吸收新台幣34.26億元,行政院也指示研議提供專案融資、辦理現金增資或透過韌性特別條例撥補等方案,以確保國營事業穩定供應民生用油。

趨勢預測:AI 時代的能源挑戰與未來展望

最後,儘管中東戰事帶來不確定性,中央銀行3月19日仍大幅上修2026年經濟成長率至7.28%。這主要基於兩點考量:一是歷史經驗顯示中東戰火多屬短期,非長期戰事;二是國際雲端服務供應商(CSP)業者資本支出大幅擴增,加上國內關鍵零組件廠商擴產投資,出口與投資雙引擎啟動,支撐台灣經濟強勁成長。這顯示了AI與高科技產業已成為台灣經濟成長的核心驅動力。

然而,這也預示著未來對電力的需求將持續攀升,能源結構的穩定性與多元性將成為國家發展的重中之重。如何平衡核能、再生能源與傳統發電,以確保在AI時代下,台灣能擁有充足且具韌性的電力供應,將是政府與產業必須共同面對的長期課題。這不僅關乎經濟成長,更攸關國家安全的戰略佈局。